（旧痕）为何我坠入寒渊，却仍见星芒点点留

    我在离开学校之后，就住进了曾校长家。
    曾校长有两个女儿，年纪都比我小，一个十叁岁，还有一个五岁。她们叫我姐姐，我叫她们小骛和小游。
    家里有叁间卧室，曾校长和他爱人的，还有两个女儿的。另有一个书房，但空间非常狭小，几乎都被书架填满了，曾校长晚上时不时还得在那儿办公。我被安排在小游的卧室里，陶阿姨，也就是曾校长的爱人，帮我在那里布置好了床铺。
    平时，曾校长和陶阿姨要出门上班，小骛要上学，连小游都得下午叁点才幼儿园放学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几乎什么都不干，不学习，不画画，也不找东西吃，偶尔翻翻小游的童话书。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做这些事，只是哪怕是曾经非常喜欢的事，也终究要消耗脑力，可每次当我开始思考，就会有一股宏大的虚无向我压过来，冲走了所有快乐，然后我就失去了动力，什么都不想做了。现在想来，意义这种事根本没那么重要，但对于一个摇摇欲坠的天平，任意一个方向的微小力量，都足以引发很大的倾斜。
    可我虽然看起来游手好闲，他们也从来不说什么，他们对我非常好。休息日时，曾校长还会哄着我出门，把我带到一个做心理咨询的地方，我偷偷看了一下价格，八百块钱一个小时。
    我坚决拒绝，往外跑：“我不想做心理咨询，一点用都没有。”
    曾校长把我往里面拉：“怎么可能没用呢？人家是专业的，肯定很有用的。”
    我说：“专业的那又怎么样？我在学校去过一次心理咨询中心，感觉到的只有二次伤害……”
    我在燕大去过一次心理咨询中心，那是我第一次试图做心理咨询，也是唯一一次。给我分配到的心理咨询师是一个留着碎发的男的，咨询室外面的咨询师列表上贴着他光辉的履历，燕城大学的本科，海外名校的硕博。
    我克服了对陌生人的抵触，扒开我的伤口，越说越激动，到最后声泪俱下，我说，我感觉每天都很害怕，走在路上很害怕，去教室也很害怕，感觉别人都讨厌我，害怕又被欺负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低人一等，不然为什么只有我过成了这样，我放不下任何情绪，我没法做自己的事，我每天都很害怕，对很多人都感到怨恨……
    每次我说完一段，他就给我做一下段落概括总结：“哦，你的意思是……blablabla。”最后，时间到了，他说：“你让我很害怕，我感觉你离精神分裂只有一步之遥，不过，你的那些想法是有依据的，所以不是精神分裂。”
    原来他一直在以一种疑虑和审视的目光看着我，把我的情绪和各种妄想联系比较，并且还赤裸裸地说了出来。我不懂心理咨询师应该怎么和人对话，但我感觉这个人的说话方式非常傲慢，我不懂多少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知识，或许他的表达背后另有深意，但我之后再也不想去了。
    我坚定地往外跑，曾校长努力地把我往回拉，还不断劝说：“多试试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”
    我还是拒绝，说我害怕，最后，又不知道为什么哭起来，蹲在地上流眼了。曾校长摇头叹气：“唉，没事，怪我，慢慢来。”
    他开车送我回家，我没有告诉他，其实那个时候，我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那个让我很不舒服的心理咨询师，而是八百块钱一个小时的价格。我总是不断地想起那个陌生辅导员嘴里的“麻烦”。
    客观上，我一直在给曾校长家带来麻烦，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曾校长当时在收我做学生时，也从没想过要领养我，一切都是形式所迫。我无法回报他们一家，我不善言辞，不懂社交规则，不会说好听的话，不受人喜欢，完全没法给人带来快乐，我也没法出去打工赚钱，毕竟年纪够不到，我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洗洗碗拖拖地，但这依然难以弥补我带来的负担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花钱方面还是收敛一些。
    给别人带来麻烦，就会被讨厌，带来巨大的麻烦，就可能被深深地讨厌，这是我的过往经历教会我的。
    也正因为这个事实，他们的善意让我感到压力，我好像无时无刻都在恐惧着善意的流逝，我很怕有一天，善意流干枯竭，我得清晰地直面现实坑坑洼洼的河床，那时，我恐怕又要崩溃一次。
    在我住进曾校长家后的两个月，发生了一件小事。
    那是一个周日，阳春叁月，风和日丽，一家人一起在餐桌前吃饭，小游吃完一大块排骨，忽然说：“为什么姐姐还不回家？”
    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圆了，看着这个五岁小孩儿。
    小骛急忙拍了一下她妹妹的背：“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不就在家里吗？”
    小游把脸转向我：“我说的是这个姐姐。”
    陶阿姨摸摸小游的头：“姐姐不就在家里吗？姐姐是我们的家人。”
    小游很迷茫：“为什么？”
    童言虽无忌，但确实是真心话。我觉得她的想法非常情有可原，她今年五岁，而我在她两岁之后就一直在外地上学，在她为数不多的记忆里，应该完全没有我的踪迹。于她而言，我大概就是一个毫无预兆地出现的怪人，又毫无理由地就成了她的家人。
    曾校长放下筷子，皱眉看着小游：“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”
    小游瘪嘴：“姐姐来了，爸爸妈妈就再也不陪着我睡觉了。”
    我睡的那张小床，原本是陶阿姨或者曾校长在她年纪更小的时候陪她睡觉时躺的。我来了，就占领了那张床。我不会唱儿歌，不会打闹做游戏，唯一吸引人的小手工也不做了，甚至还不说话，看上去跟个木头差不多，估计没有哪个孩子会喜欢自己的房间被一个木头天天占着，小孩子只会喜欢阳光开朗的人，其实，大人也一样。
    曾校长向陶阿姨使了个眼色，陶阿姨又给小游夹了一大块肉：“好好吃饭，待会儿和你说。”又深色复杂地看向我：“小孩子胡说八道，别当真。”
    我点头，低头继续吃饭，所有事都有理有据，我应该不难过。可是吃着吃着，我又开始哭，我有时候真的挺讨厌我自己的，怎么这么能哭，面上的情绪没有半点缓冲的能力。
    下午的事我不记得了，应该和以往一样。我只记得那天晚上，陶阿姨把我叫到身边，耐心地跟我说，她说她已经把小游教育了一顿，让我不要往心里去。
    她对我真好，结果我又哭了，还哭个不停，后面，曾校长也来劝我。
    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    “说什么呢？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”
    我说：“我一直在给你们添麻烦，对不起。”
    他们说：“怎么能叫添麻烦呢？”
    我知道，他们肯定会这样说。可是我又不是看不到事实，对方为你付出精力，你却难以回报，这种情况不就是添麻烦吗？只是他们良好的涵养把这个残忍的事实给包裹住了。
    这样虚无的对话持续了好一会儿，最终，我问：“能不能，把我带给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？”
    我觉得，这样我的存在会显得有意义一点，虽然还是没什么用，但至少可以填补一对夫妻对孩子的渴望，而曾校长家显然是不需要第叁个孩子的。
    他们都沉默着不说话，我又哭：“我想妈妈。”
    我觉得，在好心收养我的他们面前说这样的话，着实非常欠妥，但是我说出来了。
    陶阿姨叹了口气，曾校长也叹气，我也不知道该说别的什么，他们也不知道，我们都在想季老师，谁也不知道季老师的离去究竟与我去少年班有多大的关系。我猜，他们的身上一直横着一束巨大的愧疚，就像我曾经的怨恨一样，当然，我不可能真的怨恨曾校长，只有那时对自己的怨恨是真的。
    他们又安抚了我一会儿，就让我回卧室睡觉了，他们在房间里商讨。我还记得，那天半夜我出门喝水的时候，还看到他们卧室的门缝里漏出的灯光，门内传来说话的声音。
    再过了好几天，一对看起来温和有涵养的夫妇开着车来到楼下，我跟着曾校长下楼，他们给了我一个大书包作为见面礼，就准备把我接走。
    上车前，曾校长忽然拉住我，对我耳语道：“还没办过继手续，不开心了就给我打电话，我把你接回来。”
    我坐着那对夫妻的车离开，刚开始，我的脑子是混沌的，没有多少情绪，几分钟后，我又开始感到不舍，我趴在车窗上，回望着原来的小区，看着那个住了两个多月的地方越来越远，最后只剩下高楼墙面上隐隐绰绰的灯光，像夜幕上的星星。
    在无数的星星中，他们曾为我留下了位置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永远不会。